1946年1月28日（农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狗年的钟声即将敲响，鸡年末的一个小婴儿哇哇落地，降临人间。此时正是八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夜，又是寒冬腊月，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准备着，迎接新年的到来。

女婴的问世，给一家人带来了喜庆和欢乐。这个两代单传的家庭首次迎来了四世同堂。曾祖父恒让还健在（1880.7.2.——1951.），只有一个独生子，名叫宗杰。祖父宗杰（1901年3月21日（农历一九〇一年二月初二——1947.）留一独生子名叫公云（亮佐，笔名雪石）。现在公云又有了他的第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翠兰。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我爷爷身患阑尾炎不幸病逝，按照现在的医疗技术完全可以治愈，但是，那是1947年，战乱不止，国不泰，民不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忍受了剧烈的疼痛之后离开人间，让人实在惋惜。大姐当时还不到两岁，她在经历了大人们披麻戴孝、痛哭流涕为老人送葬之后，在她的心灵深处也产生了某种感受，他在学着大人们哭泣的方式，很有节奏地啼哭。这是一般人所感受不到的，但她能体会出来，这就足以证明她与众不同。

农村没有床，睡觉都用的是土炕。每逢烧炕时，烟雾弥漫，她就会悄悄地躲到无烟之处，别人以为她失踪了，都很着急，结果，等到烟雾散去后，她就会意外地出现在别人的面前。这也是她的超人之处。

西北的冬天，寒风刺骨，人们外出时，都要穿上厚厚的棉衣，戴上棉帽，围着围巾，有些条件好的人家还穿着毛袜，棉鞋。冬天的风实在讨厌，它无孔不入，故意和人们作对。你尽管穿着棉衣，它好像知道你的袖口、裤腿、脖子都有可以进去的空间，就想方设法非进去不可。但是，农村的孩子天生就不怕冷，家里人冻得直哆嗦，他们却要尝试一下大自然的奥秘。

每逢下大雪，孩子们高兴极了。他们三个一团，五个一堆，用手抓起胜似白糖的雪，挤压成一个个雪团，互相嬉戏打闹，十分开心。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女孩，她弯下腰，伸开一双红红的小手，把一个雪球滚得又圆又大。等到她实在滚不动了的时候，有几个孩子也过来帮忙。不到一会儿，一个直径大约80公分的雪球出现在雪地上。然后，他们又滚了一个比较小的雪球。一个小孩说：“在滚一会儿，两个就一样大了。”这个女孩说：“别动！”她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拿来一把铲子，一些包谷缨子，一些旧灯笼上的彩色纸。“听着，淑琴，你用这些包谷缨子编两条小辫；蔡琴，你用铲子将大雪球的上面铲平；娥儿，你帮我把这个小雪球修整一下，刻上鼻子、眼睛、耳朵、嘴、眉毛……”她吩咐着，然后把这个整理好的小雪球小心翼翼地放到那个大雪球上，不一会儿，一个五官端正、留着两条小辫子、黑眼珠、红脸蛋的雪人姑娘诞生了。大家虽然嘴里还冒着热气，满身是雪，小手通红，但是，他们好像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欢呼着，跳跃着。大人们走过来问：“这是谁想出来的？”那些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翠兰！”

大姐一天天地长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和她同龄的几个女孩，如肖拉叶、肖琨叶，都是她的同班同学。当时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教室一般设在以前的古庙里。古庙里窗户很少，光线比较暗。没有桌凳，学生们只好从自己的家里带桌凳。没有黑板，就用一块大门扇，用墨刷黑来代替，再用一个木头架子靠墙支撑着。老师来自本村或外村上过学但水平不太高的人来充当。

“ā---á---ǎ---à, ō---ó---ǒ---ò, ē---é---ě---è, ī---í---ǐ---ì, ū---ú---ǔ---ù……”教室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稚嫩的童声，和谐的音调，给没有上学的孩子带来一种羡慕的感觉。这种声音标志着一个儿童开始步入知识殿堂的一个新起点，是一个孩子从单纯玩耍的阶段到接受知识、遵守纪律、认识集体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大姐比什么时候都高兴，她背着书包，很自然地摇动着她头上的两只小辫子，嘴巴弯成一个小月牙，一路小跑回家。她吃饭都显得特别愉快，说话时，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自豪、荣耀的感觉。你想，一个农家小姑娘，整天都和小朋友一起泥里、土里滚打，脑子里想的除了玩，还是玩。现在大家坐在一起，接受新的东西，下课后，还能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玩，能不高兴吗？

自那以后，大姐在学校从不越雷池半步，学习踏实认真，成绩优秀，被选为学习标兵。回家后，她还帮助比她小3岁的妹妹翠娥识字，数数，学习。

1952年4月25日（农历一九五二年四月初二）.我作为家里第一个男孩出世，肖家后继有人了。这个两代单传的家庭，虽然已有两个姑娘，但农村人认为，姑娘总是一门客，不能继承香火。正因为这样，我比大姐幸运得多。我满月时，又是摆宴席又是唱戏，好不热闹。其实，我们家并不富裕，曾祖父在1951年刚刚去世，我父亲也不喜欢这一套。可是，亲戚朋友们都说我们家是两代单传，父亲为人也好，因此，大家帮忙，免费赠戏，也许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弟弟。这不，我后面竟有了三个弟弟。

一个八口之家，只有父亲一个人来维持，所受之苦不言而喻。这沉重的负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每月只有26元钱信用社工资的父亲，怎么能满足全家人的生活。1960年，父亲只好忍痛和本村的大队会计提出兑换，丢掉管区信用社的工作，回乡以挣工分养家糊口。

这时的大姐已经读到了五年级，她很会安排自己的学习，从不让家里人操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习之余，她还担负起了到村上宣传的工作。当时农村还没有广播，她们的宣传工具是一个传话筒，一头大，一头小，小的那头对着口把声音从大的那头传出去。我经常看见大姐和她的同学晚上端着一盏煤油灯，拿着一个传话筒，站在村子里的最高处面向全村人宣读学习材料。那清脆的嗓音传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有时还引来一些人围观，鼓掌。当时的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等就是这样传到农民的耳里。

1961年，读到六年级的大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是继续深造，还是响应党的号召加强农业第一线。六年的学校生活，他学到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认识了不少的老师和同学，交了不少的朋友，给学校、老师、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校这块土地使她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学到了知识，学会了做人，学到了校外根本就学不到的东西。小学阶段所学到的知识仅仅是茫茫大海里的一滴水，知识是永远学不完的。她想到了继续深造，继续在高一级的中学学习。但是，她想到养活八口之家的父亲，深造的念头开始淡化。她果断地向学校提出申请，响应党的号召，加强农业第一线。学校当时非常支持这一行动，大姐就和她的几个校友戴着大红花，在一片锣鼓声、欢呼声中奔赴农业第一线。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一望无际的关中大平原，有渭河沿岸肥沃的土壤，有绿油油的庄稼，有湿润清新的空气，有活泼可爱的小鸟，有辛勤耕作的人们……

大姐怀着自相矛盾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只有面对现实。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但知识创造财富才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不由自主地坠入了六年的学校生活。黎明早起，挎上书包和同学们一起上学，吮吸着清爽的空气，浏览着充满活力的庄稼，享受着清脆悦耳的晨读，聆听着老师们的谆谆教导，翻阅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完成着复杂有趣的作业，不为每天的一日三餐而担忧，不为繁忙的家务而操劳，一心一意为自己充电，增加科学知识。多么流连忘返的校园岁月，如今却与它告别，想着想着，她的眼睛湿润了。

初入社会，什么都得从零开始。农活不像其他种类的工作，杂而乱，多而繁，生、丑、净、旦都得会演，锄头、铁锨、簸箕、筛子等等，什么都要会用。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一眼就能看出某个孩子是不是农家的料：他的姿势对不对，他的动作协调不协调，他能不能吃苦，他接受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大姐是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她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学会了锄草，给棉花打杈，脱裤腿，喷农药等农活。

别小看锄草这个简单的农活，一不小心就会伤及庄稼。有些初干农活的孩子连草和庄稼都分不清楚，有时竟然锄掉了庄稼而留下了杂草。譬如小麦田里的燕麦和鼠尾草很像小麦，所不同的地方是稍微有点蓝的燕麦叶子上有细细的茸毛，而小麦的叶子上没有茸毛；鼠尾草的叶子上也没有茸毛，但是鼠尾草的分蘖能力要比小麦好，一颗鼠尾草能分蘖出几十个甚至更多的小枝来，有时锄掉一窝鼠尾草，剩下的麦苗就显得十分孤单。但是，一旦麦苗有了发展的空间，它会突飞猛进，茁壮成长。因此，有些孩子虽然忙碌了一早上，要么锄掉了麦子，要么杂草纹丝未动。

给棉花打杈、脱裤腿并非一件易事。棉花杈小的时候很好分辨，如果长得和结棉桃的株一样大时，就不好分辨了。有经验的人就知道结棉桃的株是弯曲延伸，而棉花杈是垂直延伸的，不结棉桃，分流主干的养分。脱裤腿就是把棉花主干下面不结棉桃的，分流主干养分的废枝脱掉，这些废枝和长大了的棉花杈一样，不好区分，弄不好会把结棉桃的株打掉。

喷洒农药虽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要根据棉花生了什么病虫害，用什么药，药的剂量来决定。如：棉花生了棉铃虫，就要用“1605，1059，3911杀虫剂”；棉花生了棉蚜虫，就要用“乐果杀虫剂”或“敌敌畏”……

由于大姐很快就掌握了这些农活的技巧，加上干活麻利，有组织才能，后来她被选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领导全队的妇女，披星戴月，不辞劳苦，完成了本队的各项劳动任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

当时的农村秦腔剧团很红火，各村都有自己的剧团，互相竞争的很厉害。本村的秦剧团开始招收新演员了。大姐有文化，读台词没有问题，她也报名应试。我记得当时她唱的一段戏是《游龟山》选段：“耳听江岸有人唤，想必是伯伯送银钱，船到江边用目看，却怎么面生一少年。”他吐字清晰，板路吻合，情感真切，还带有一些动作，结果被录用。

自那以后，大姐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帮助妈妈干家务活以外，经常随团演出。有些属于友情演出，什么报酬都没有。有些属于有偿演出，如：庙会，灯会，庆祝某个节日等等，所得报酬平均分配到各个生产队，生产队给演员记工分，年终决算。这样一来，我父亲的负担减轻了，大姐不但在生产队当妇女队长，工作忙，工分多，再加上外出演戏，工分就更多了，有时甚至超过了出勤率最高的人。我们家年终开始赢利再也不向别人给钱了。这些都是父亲和大姐的功劳，也有二姐的一部分功劳。

大姐很早就和一个名叫刚刚的青年订了婚，刚刚家住下天屯村，离我家有四里路，中间隔了两个自然村，还有一条小河，属于另外一个公社。刚刚家在村东头，有两间破烂不堪的小屋，全家有六口人，父亲，驼背的母亲，一个妹妹，两个弟弟。父亲在家门中排行第十，所以很多人都称他十叔，一个心地善良的庄稼人。母亲是个小脚妇女，通达贤惠，由于劳累过度，晚年形成了严重的驼背。刚刚（何全德）16岁上班，在一家面粉加工站工作。

大姐唱戏的事情传到了姐夫的耳里，他很不满意。姐夫是一个身材魁梧、皮肤白净、憨厚诚实的小伙子，办事谨小慎微，从不越雷池。婚前他经常给我家从粮站买来一些稻皮（烧炕用），在柴火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稻皮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在姐夫的眼里，唱戏的人是低级的、让人瞧不起的，说得更严重一点，就是作风不正派的。他经常为这事来找大姐。大姐是个正直又谨慎的人，她觉得她自己没做错什么事情，姐夫的言语创伤了她的心灵，有时会弄得不欢而散。这件事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有时也会傻乎乎地抱怨姐夫几句。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已经休息了，忽然我们听到门外有人喊着：“翠兰，翠兰”，声音很小，声音中带有一点胆怯，又带有一点固执。“睡了，明天再说吧。”我们应答着。稍等片刻，又听见同样的声音，“翠兰，翠兰”。姐夫是个憨厚的人，对我们都不错，就是这点固执特令人讨厌，也许是我当时年龄小不懂得这些，也许是家人故意给他难堪。我们不开门也不对，有理不打上门客吗，或许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呢。门开了，大姐没让他进门，就在门口说，说着说着，声音大起来了，父亲又怕别人笑话，就让他进来说。可能还是为了唱戏的事，结果不欢而散。

剧团的戏越演越红火，这是几个村剧团激烈竞争的结果。剧团经常到外地演出，给村子也带来了不少的财富。大姐外出的时间逐渐增多，姐夫来我家的次数也就不断增多。为了避免这种冲突，姐夫提出结婚，目的是结婚后他可以控制大姐唱戏。

1965年，大姐要结婚了。我们兄弟几个都舍不得让大姐离开这个家。大姐和父母一样，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一是她能替父母分担家务，二是她对我们兄弟几个特别关心，爱护和帮助。这等于我们家失去了一个主要劳动力，年终分红又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