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冰霜花

       我忘不了家乡，尤其忘不了家乡的冰霜花。

        我的家乡就是那儿——一个幽静、美丽而略带神秘的林海雪乡。

       北方的冬日天黑的早。即便是晴朗的傍晚，天也是“哑巴”冷，越冻越紧的电线拉得木电杆一起铮铮作响。

       放学的路上没时间和伙伴们玩闹，侧着身迎着小刀子一样的西北风，半走半跑地回了家。

       到了家，先要赶在天黑前做好必须干完的家务活。记得，小时候一年四季总有干不完的活。冬天是最少的，但也要经常上山砍拾烧柴、打荆条；每天要去冰封的河里担水，还要劈烧柴、协助大人做其它家务等等。

      之后，才能忙着赶写自己的作业。写完了，我习惯地望着窗外发呆。屋檐下是一排倒挂着的一尺多长的冰凌。夕阳的余晖透在冰凌上，闪着一簇簇金灿灿的光，真是美极了。然而，我的最爱还是慢慢爬上窗子玻璃上的冰霜花。这缘于它的洁净无暇、富于变幻和令人遐想。

      太阳一下山，气温骤降。由于室内外的温差大，加之是单层玻璃，窗子上形成冰霜花的速度很快。你会发现，冰霜花是先从透风的地方生成，然后再向着一个方向不断扩展。开始时是一两个小枝小叶，有的像北方的针叶或阔叶；有的像南方的棕榈叶或芭蕉叶。待整个玻璃窗都长满了冰霜花，就像一幅幅远古时代的丛林，那么神秘而悠远。里面似乎有很多今天难得一见的鸟类和动物，有的还像原始的猎人在投掷标枪……这一切全凭你的联想，可以上天入地、海阔天空！

      可我今天却没有心情欣赏它。因为我的心里藏着秘密、藏着喜悦——我加入了共青团，这可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很想第一时间告诉父亲母亲，让他们一起和我分享快乐！可我又不好意思张口，我顾虑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睡下了，但耳旁老是萦绕着老师的话：“你十四岁就加入了共青团，这对你的人生很重要，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我望着眼前那一幅幅丛林般的冰霜花，联想到了家乡的林海大山，联想到了大山外面的世界！

     母亲和父亲的对话虽然很轻，可还是让我听到了。母亲说：“三儿今天入团了！”我想，一定是那个快嘴弟弟传的话。这时，父亲少有地抚摸着我的头说：“这孩子心事重，做事稳当，将来错不了！就是胆子小，人前话太少。”

      听了父亲的肯定，我的鼻子一酸，心里很感动。就是这一次的感动，在心里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

     这一夜，我几乎未睡。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其实，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许许多多值得留恋的记忆。比方说“过年”，我们小的时候就常常盼着过年。记忆中最热闹的“年”是奶奶过六十大寿那一次。其实，每次过年，父亲母亲都会让我们去乡下把奶奶和四叔接到我们家。

      年前，我和弟弟除了要干好粉刷房屋、糊顶棚这些活儿以外，还要帮助母亲蒸粘豆包。要想粘豆包好吃，必须事先将大黄米泡好。要泡到略微出一些酸味儿，再用清水淘到没有了一丝酸味为止。这样，到做豆包的时候就不用再发面和用碱了。泡好了大黄米，还要到有石磨的街坊家去推水磨。这可是一个很累的活，要至少推一整天。磨好的大黄米浆要装到布袋里，然后在口袋外面敷上草木灰，帮助更快地吸干水分。接着是用红小豆或大芸豆烀豆馅。要是想吃豆沙馅则还要费一些功夫。要将烀好的豆馅过滤出皮子，再用大柴锅文火慢炒。这可要有好性子，火候儿大了或者少翻炒几下，都可能将豆馅炒煳了。当然，待两个哥哥离开家到外地工作、读书后，这样的家务活顺理成章地就落在了我和弟弟身上。

       除夕那一天，家家户户 都要贴年画、贴春联，还要在自家的大门两侧挂上成串的大红灯笼，预示着生活红红火火。放眼望去，整个林区小城，街街巷巷、坡坡岭岭，似霞光四射，一片火红。

      年夜饭，是父亲亲自上的灶。除了鸡鸭鱼之外，什么煎炒烹炸溜的菜都有。父亲最后一道拿手菜是挂浆菜，他把主料倒在盘子里让弟弟往饭桌上端，锅里还留了少许尾料，让盘子里拖出的糖浆丝拉得长长的上了桌。

      我们家旧的讲究不多，但正式开饭前，有两个程序不能少。就是给长辈们行叩拜礼和放鞭炮。

      但过年最热闹的日子还是从初五到正月十五。一些大企业和生产队都要组织秧歌队进行打擂。各个队都少不了舞龙舞狮子的、踩高跷的、跑旱船的。有条件的秧歌队还要有人扮上四大名著中的人物。真正见功夫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孙悟空”，一个是“傻柱子”。扮演孙悟空的人要有点真本事，光他的高跷就有一人来高，还要在上面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看上去就会让人提心吊胆的。但孩子们更喜欢的还是“傻柱子”。因为这个角色跟孩子们的互动性很强。他反穿着皮袄，上面还挂着许多铜铃铛，做着许多滑稽的动作，再配上铃铛有节奏的响声，常常逗得人们开怀大笑。有时他趁人不备，还会让孩子们的脚下响起一连串的摔炮声，逗得孩子们大声尖叫着、奔跑着。

      当然，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的孩子们为什么会对“过年”那样渴望了。

      提起父亲母亲，想要说的话很多。

      我们的母亲身材瘦小，但眼睛特别的靓丽和善，很少和孩子们发脾气。与亲友邻里们相处也很实在大度。母亲每天常常从早忙到晚，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下。

      我们家男孩子多。俗话说，男孩子是“三狼四虎”。就拿缝缝补补这一样针线活来说，也让母亲闲不着。母亲常说：“笑破不笑贫，孩子们出门不能让人看笑话。”更难为母亲的是给我们做千层底的布鞋。打麻绳、糊袼褙还好说。但纳鞋底，母亲力气小，每用锥子穿一次鞋底，都得用膝盖顶一下才能穿透。常常是我们晚上起夜时，母亲还坐在那里纳鞋底。

      母亲晚年一直生活在弟弟家很舒心。每次给她老人家过生日，孙辈们常常起着哄让老人家唱她年轻时学的一首外国歌曲，曲调很好听，总能把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我工作的单位是铁路施工企业，经常流动，居无定所。那时我常想退休后生活安定了，一定把母亲接到北京来生活。但这个愿望却未能实现，使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我们的父亲身高一米七零，身材笔挺，瓜子脸、高鼻梁。父亲是东北光复前参加的铁路工作，建国初期入的党。那时穿一身老式的人字尼铁路制服。接发列车时，戴着大檐帽和白手套，手拿红绿旗，让我们很仰慕。父亲年轻时拉得一手好京胡，烧得一手好菜，还会一手好农活。但随着孩子的增多，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压力的增大，话越来越少了。对我们除了严格的要求，很少有交流和沟通。渐渐地使我在心里上与父亲有了一种敬而远之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虽然使父亲多了一些威严，却也少了一些亲切。

      自从我入团以后，我感觉父亲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期望值也更高了。一次，父亲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是团员了，政治上一定要靠近党的组织，千万不能走弯路！”

      后来，一家铁路施工企业到我的老家去招工，我们铁路上同期毕业的同学只有我一人报了名。母亲表示反对，父亲和哥哥都赞成我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自打参加了工作，父亲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组织问题解决了吗？”直到有一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告诉父亲：“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那时的父亲已经因病离岗多年了，听了我的话，他高兴地说：“我们家可以成立党小组了！”弟弟打趣地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家还可以成立党支部呢，您就能当书记了！”逗得大家都笑了。

      回想我的大半生，一个人在外面闯荡，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沟沟坎坎，总算没遭遇什么大的挫折；虽然有超出常人的付出，但却使我感受到了人生的丰富多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得益于父亲从小对我的严格家教和较早的政治启蒙。

      父亲因病走得早，没享着大福，但也没带走什么遗憾。要说有遗憾的人只有我。在父亲最后的几年，我虽然多次回去探望，但还是没能赶上送父亲最后一程。

      直到现在，我还能经常梦见父亲那严谨却不再冷峻的形象和母亲那忙碌亲切的身影；梦见儿时家里窗玻璃上那充满梦幻、充满童趣的冰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