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刺杀董卓说其他

                        文/沈溪兴

         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从世界的历史记录来看，妄图为推翻该时代执政集团达到迅速变革目的、从而首选剌杀主要当权领导者的仁人志士不泛其人。“荆轲刺秦”、“司徒义借刀七星，孟德冒死刺董卓”等故事层出迭见，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因刺杀行动受惠获益者则寥寥无几，有“奸雄”之谓的曹操，便是其中收获利益人之一。

         出身官宦世家的曹操（公元155—220），据说从小就生性多怀疑，常常好侠仗义中带着放荡不羁、品行不尚等不好口碑。不过在笔者看来，曹操平时的不爱修边幅，正说明了他是一个目中无人傲视群伦的人杰。试问：在那弱肉强食的古代社会，单凭胆识，如果没有真才实学，想必曹操老早就被汰劣出局了？岂会还被荐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并从此起家开创他曹家的政治道路；这是年仅二十岁的曹操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事。可见在青年时期的曹操，便已崭露他的渊博才学和政治的敏感触角。曹操继黄巾起义爆发后被拜为骑都尉，更率领一支通过整肃一些乌合之众的部队大破黄巾军获得战绩军功，故升迁济南相、西园八校尉之典军校尉。

         此时，适值手掌浩荡大军的董卓入主洛阳、大权独揽，所为倒行逆施霸道朝野。恰恰其时已授功名职位的曹操，不贪图眼下安逸富贵竟敢挺身而出，积极联络反董人士司徒王允共谋杀董大计。尽管最后因计划泄露而远逃他方，重新组织人马继续革命并最终缔结曹家三代小基业，直至被后来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颠覆。

         发生“孟德冒死刺董卓”的事件，既树立了曹操冒死刺董、大义为国的威望，又因误杀陈宫父辈的结义兄弟吕伯奢一家而声名狼藉遗传至今。

         由此可见，曹操举义之初毫无疑问是基于“刺董一人再拥立有德新君主”这种有些近乎“异想天开”、和企望一刀切能够“一劳永逸”的认识之人。中国近代大汉奸汪精卫成名前，也隶属这类意识的人群；而诸如此类生有“反骨”的人，都具有一种志向高远的不惧断头的叛逆心里，他们以为用自己的头颅和一腔热血可以换取一个崭新面貌的新时代？经过实施行动上的一次次失败，在生与死的不断磨练和总结经验中，逐渐形成以扩大组织人员（队伍）、循序渐进式的或用武装斗争或组成新政大党通过和平选举结果以确定并成为新的统治集团。

          然而，随之而来的许多事情和社会问题又将改变这些新的领导人在革命时期的初衷，即不但不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反而变本加厉地剿除异己分子并*不服统治的人民*呼声或团体；尽管这些新的“革命”成功首领在年轻时曾经也有过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正如曹操出于为民除害而剌杀民贼董卓未遂，继而投入革命大军的洪流，最终凭借自己的雄才大略夺得了天下三分之一的政权统治，取而代之则更成为一个新的“独夫奸雄”；汪精卫青年时期也不是贪生怕死的革命者，可随着革命的顺利、地位的提高，个人利益和野心不断膨胀，最终不惜走向反人民甚至卖国求荣的汉奸大走狗的断头台！历史记录证明，任何时代的社会都会有董卓之人，也会有曹操、以及汪精卫之徒。

        “留住我的有用之躯，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和热情去实现理想抱负，才方不负这大好人生、大好河山，才对得起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百姓。”曹操似乎曾这样说。古人的这些高尚情操和理想，这听起来就像十足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只是人们的期待总带着担心，比如最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最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就被现在的俄罗斯人们戏称为中国式的“乱世之枭雄”吗？——“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的座右铭名言，不正是当今世界各国元首的统治宗旨吗？如果仔细观察，一定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今时代竟然有人利用古老“刺杀”手段的技俩，方式方法不但变本加厉，而且花样翻新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就曾多次假借自己的“被刺”风波而大造社会舆论，企图误导、推动百姓拥护自己当选地区领导人，或巩固个人已执政的领导地位。很多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似乎也热衷于这种新花招的“高呼应”结果，因此不惜频频争相效仿以达个人或集团获取最大的利益。

        “死者不可复生，而生者仍需肩负大业。乱世当中，只有强者才配谈仁义，弱者只有被抛弃。自古以来，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忠义和奸恶都不是可以从表面看出来的。也许你昨天看错了我曹操，可是今天呢？我仍然是我，我从来都不怕别人看错我。”若再细细品味曹操这段话，人们就会发现，所谓大忠大奸之徒，当今世界上任何统治集团，除了用政治“术语”蒙蔽老百姓以外，有谁胆敢开宗明义坦言自己真正政治目的之坦荡胸怀？！谅普天之下无人出曹操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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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溪兴闲情偶记集》旧稿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