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尊道贵德”是道家哲学体系的核心纲领与价值基石，源自《道德经》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此四字不仅精炼概括了道家对宇宙本体、万物生成及存在方式的根本认知，更深刻揭示了其人生哲学、政治伦理及修养工夫的终极依据。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性、学术性的梳理，深入阐释“道”与“德”的本体论、宇宙论内涵，剖析“尊”与“贵”所蕴含的实践指向，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尊道贵德”思想在个体生命修养、社会治理以及应对现代性危机中所能提供的古老而常新的智慧。

引言：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思想宝库中，道家学说以其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深邃洞察而独树一帜。它不似儒家般执着于构建人伦日用的礼乐秩序，亦不似法家般醉心于追求富国强兵的权术势能，而是试图超越纷繁复杂的现象界，直探万物的本源与规律。在这一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尊道贵德”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道家思想的整个脉络。它既是道家对世界存在样态的描述性总结，也是其提供给世人的规范性指引。

长期以来，学界对“道”与“德”的讨论汗牛充栋，或侧重于“道”的形而上学建构，或聚焦于“德”的伦理学阐释。然而，将“尊道”与“贵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深入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实践要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在全球技术理性膨胀、价值意义失落、生态危机加剧的当下，重新审视“尊道贵德”这一古老命题，不仅是为了厘清一段思想史的公案，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应对当代人类困境的精神资源。本文拟从“道体与德用：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展开”、“尊道与贵德：价值论与实践论的统一”、“内圣与外王：修养工夫与社会治理的贯通”以及“古义与今诠：当代世界的启示与回响”四个层面，对“尊道贵德”思想进行系统性的阐发。

一、 道体与德用：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展开

要理解“尊道贵德”，首要任务是厘清“道”与“德”这两个核心概念在道家思想，特别是在其开创者老子那里的独特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这构成了“尊”与“贵”的学理基础。

（一） “道”之本体性与超越性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其全部理论的基石。在《道德经》中，老子对“道”进行了多维度、否定式的描述，使其呈现出一种既内在又超越的复杂性格。

首先，“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与创造者。《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指明了可言说之“道”并非那永恒、绝对之“常道”。这个“常道”是“先天地生”（第二十五章）的，“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它先于一切具体存在，甚至是上帝（帝）的根源。老子用“无”和“有”来指称“道”的一体两面：“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作为“无”，“道”是无形无象、不可感知的绝对虚静状态，是万物生成的可能性；作为“有”，“道”则蕴含着化生万物的无限潜能与动力。故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清晰地勾勒出从本体“道”到现象“万物”的生成序列。

其次，“道”是万物运行的普遍法则与规律。“道”不仅是生成论意义上的起源，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依据。万物既由“道”而生，亦依“道”而行。这个“道”的规律，老子称之为“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即向对立面转化是“道”运动的根本趋势，由此产生了物极必反、祸福相依的辩证法则。同时，“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强调柔弱、谦下、不争是“道”发挥作用的表现方式，因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道”的这种规律性，也体现在其“自然无为”的特性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是”的状态，即不施加外在强制、顺任本然趋势。因此，“道”对万物的作用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这就是“玄德”，是深远的德性。

总之，老子的“道”是一个兼具创生性与规律性、实在性与虚无性、绝对性与普在性的形而上学概念。它超越感官与名言，却又内在于万物之中，构成其存在与变化的终极依据。

（二） “德”之个体性与内在性

如果说“道”是普遍、统一的终极本源与法则，那么“德”便是“道”在具体个体事物中的体现、分有与承载。《老子》书中“德”字出现频率极高，其核心意涵便是“得道”，即个体从“道”那里所获得的本然性与规定性。

《管子·心术上》有言：“德者，道之舍。”“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 这精准地解释了“德”与“道”的关系：“道”是总根源、总法则，而“德”是“道”停留、寓居于具体事物之中的状态。万物何以成为其自身？正是因为它禀受了“道”的一部分，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德”。正如《老子》第五十一章所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道”使万物得以产生，“德”则滋养、培育万物，使其获得具体的形态与特性。因此，天地有天地之德，圣人有圣人之德，草木有草木之德，百姓有百姓之德。万物的生长、发育、成熟，无不依赖于其内在之“德”对“道”的涵养与持守。

在此意义上，“德”是连接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桥梁。它使抽象的、普遍的“道”得以在具体的、个别的存在中呈现和展开。一个人的“德”行，本质上就是他身上所体现的“道”的样貌与程度。保有淳厚的“德”，便是与“道”合一；丧失“德”（“失德”），便是背离了“道”，从而走向衰败与危殆。故《老子》第三十八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此句常被误解为老子否定“德”，实则此处“德”是相对于“道”的“下德”，指一种刻意为之的、形式化的德性。而老子所推崇的，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最高层次的“德”是不自以为有德、完全顺乎“道”的自然流露，这才是真正的“玄德”。

（三） 道与德之体用不二

综上所述，在道家哲学中，“道”与“德”构成了一个“体用不二”的有机整体。

从本体论看：“道”是体，是本源与本根；“德”是用，是表现与功能。无“道”则“德”无由生，无“德”则“道”无所显。

从宇宙论看：“道”是生成万物的总动力，“德”是成就万物的个体性原理。万物统一于“道”，而丰富于“德”。

从价值论看：“道”是最高价值理想与评判标准，“德”是实现此价值的内在根基与实践路径。

理解了“道”与“德”这种相生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尊道贵德”的深刻意蕴。“尊道”是溯其本源、循其法则；“贵德”是葆养本性、践行其用。二者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道家安身立命、经世济民的完整哲学框架。

二、 尊道与贵德：价值论与实践论的统一

“尊道贵德”不仅是对世界存在状态的客观描述（“是”），更是对主体行为方式的价值引导（“应当”）。其中，“尊”与“贵”二字，鲜明地体现了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要求。

（一） “尊道”之要：效法自然与无为而治

“尊道”，意味着将“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以谦卑、敬畏的态度去体认、遵循“道”的法则。这主要体现在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

在认知层面，“尊道”要求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与知见障蔽。人类往往凭借有限的感官与理性，对世界妄加分别、执着于自我意志，从而遮蔽了对“道”的体察。因此，老子倡导“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通过涤除玄览、清除内心杂念，达到一种虚静空明的心灵状态，才能观照和领悟“道”的奥妙。同时，要认识到“道”的运作方式常与世俗价值观相悖，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第四十一章），真正的光明好似暗昧，前进之道好似后退，平坦之道好似崎岖。这就要求主体具备超越表象、把握本质的辩证思维。

在实践层面，“尊道”集中体现为“法自然”与“无为”。

法自然：即效法“道”那种“自己如此”、不强行干预的本性。对于统治者而言，就是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辅助百姓按照其自身的天性与规律发展，而不妄加干涉。对于个体而言，则是要顺应自身的本真之性，不矫揉造作，不随波逐流。

无为：这是“尊道”最核心的实践原则。“无为”绝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即杜绝一切违背自然规律、强作妄为的行为。《老子》曰：“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无为”的成效是“无不为”，即通过不干预的方式，让万物自行成就，从而达到最佳的管理与发展效果。这背后是对“道”的运行法则——清静、柔弱、不争——的深刻信任与运用。

（二） “贵德”之旨：积德修身与返朴归真

“贵德”，意味着珍视、葆养内在于自身的“德”，即个体从“道”那里禀受的本真之性。这是“尊道”在个体生命中的具体落实与实现。

“贵德”首先指向内在的修养工夫。既然“德”是“道”在人身中的体现，那么“修德”便是“体道”的必经之路。老子强调“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五十五章），拥有深厚德性的人，如同婴儿般纯真、柔和、充满生机。因此，“贵德”的修养目标就是“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去除后天习得的智巧、欲望和伪饰，回归到素朴、自然的本真状态。这个过程需要“啬”，即爱惜、保养精神与生命力（第五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通过不断地减损人为的造作（“为道日损”），使内在的“德”日益充盈、光明。

其次，“贵德”必然外显为特定的品格与行为。一个德行深厚之人，其言行举止自然会体现出“道”的特性：

处柔守弱：深知“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之理，故能“知其雄，守其雌”（第二十八章），以谦下、不争的姿态处世。

慈俭谦退：具备“慈”（慈爱）、“俭”（俭啬）、“不敢为天下先”（谦退）这三宝（第六十七章）。

真诚不欺：其德“真”，内心与行为表里如一，无丝毫虚伪。

在庄子那里，“贵德”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他将“德”与个体的精神自由紧密相连。所谓“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庄子·德充符》），内在的德性充盈而不外露，万物都会自然亲附。庄子笔下那些形体残缺却德行圆满的“畸人”，如王骀、哀骀它等，正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典范。庄子的“贵德”，更强调通过“心斋”、“坐忘”等修养工夫，超越形骸与功名的束缚，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境界，实现与“道”冥合的最高层次的德性——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三） 尊道与贵德之辩证统一

“尊道”与“贵德”并非两个孤立的行为，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辩证统一关系。

1. 以道摄德：“尊道”是“贵德”的方向与统领。个体修养德行，必须以“道”为最终依据和准则，否则“德”可能流于虚伪的礼仪或狭隘的私德。背离了“道”的“德”，乃是“下德”。

2. 以德显道：“贵德”是“尊道”的落脚点与实现途径。玄远的“道”必须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之“德”来展现和印证。无法在生命实践中体现的“道”，只是空谈。正是在个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道”的价值与力量才得以彰显。

因此，一个真正的道家主义者，必然是“尊道”与“贵德”的统一体。他既对宇宙大道怀有深深的敬畏，又致力于内在德性的精进与涵养；他既追求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又注重形而下的生命实践。这正是“尊道贵德”作为道家核心价值命题的精义所在。

三、 内圣与外王：修养工夫与社会治理的贯通

道家思想并非出世的隐逸哲学，其“尊道贵德”的原则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面向，旨在构建一种理想的个体人生与理想的社会秩序。这集中体现在其“内圣外王”之道上。

（一） 修身以立德：内圣的根基

如前所述，“贵德”的核心在于个体的身心修养。在道家看来，治理天下的大业，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老子》第五十四章清晰地阐述了这一逻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推展过程。身、家、乡、邦、天下，构成一个连续的治理场域，而其共同的基石，便是主体自身真实无妄的“德”。

这种修养工夫，在《庄子》中得到了极为丰富的展开。除了前述的“心斋”（《人间世》）——“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还有“坐忘”（《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这些工夫论的共同指向，是消解感官、心智的分别作用，破除“我执”，使心灵达到空明虚静的状态，从而与“道”相通。一个通过修养而达到“内圣”境界的人，便是“真人”、“至人”、“神人”，他们超越了生死、利害、荣辱的困扰，获得了绝对的精神自由与安宁。

（二） 无为而治平：外王的展开

将内在的“圣德”推及于外，便形成了道家独特的“外王”之学——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道家认为，最好的政治是效法“道”的“无为”，让社会自然、自发地达到和谐状态。

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第八十章），一个自给自足、宁静安详的社群。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便是统治者“无为而治”。具体而言：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刻意标榜贤能，以避免民众竞相争逐虚名。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珍视稀有的财物，以使民众不生盗窃之心。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显耀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以使民众的心思不被惑乱。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第十九章）：弃绝巧智、伪诈的仁义，民众才能回归天然的孝慈。

这些看似极端的主张，其核心精神是反对统治者以自我意志和智巧去强行规划、干预社会运行。统治者自身应“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这正是“尊道”——效法“道”生养万物而不主宰的精神——在政治领域的最高体现。

黄老道家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将其与形名法术相结合，提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治理结构。君主把握“道”的根本原则，虚静无为，而让臣下各司其职，循名责实。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言：“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这种“无为而治”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建立在深刻把握社会运行规律（“道”）基础上的高超管理艺术。

（三） 身国同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在道家思想中，修身与治国是同一原理在不同层面的应用，即“身国同构”。治理一个人的身体（养生）与治理一个国家，遵循着同样的“道”的法则。

《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只有珍爱、修养自身（贵身、爱身）如同珍爱、治理天下一样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这意味着，治国的能力源于治身的功夫。

河上公注《老子》，更是直接将 chapters 与养生、治国相联系，如注“体道第一”、“养身第二”、“安民第三”等，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维模式。

因此，道家的“内圣外王”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内圣”是“贵德”的极致，是主体通过修养而与“道”合一；“外王”是“尊道”的推展，是将“道”的原则运用于社会管理。一个理想的统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得道的圣人。他的“无为”源于其内在的“清静”与“玄德”；他的“无不为”的治理成效，正是其深厚德性感召化育的自然结果。这便是“尊道贵德”思想在政治哲学上的完整体现。

四、 古义与今诠：当代世界的启示与回响

“尊道贵德”思想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但其蕴含的智慧并未随时间流逝而褪色。在人类文明面临多重危机的今天，它依然能提供深刻的批判视角与宝贵的解决思路。

（一） 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与疗救

现代性的诸多危机，如生态危机、意义危机、社会异化等，其深层根源往往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对自然规律的僭越。而这正是“尊道贵德”思想所极力批判的。

生态伦理的启示：道家“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的思想，倡导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它将人类视为宇宙万物中平等的一员，而非自然的主宰。人类应当“尊道”，即敬畏自然规律；“贵德”，即珍惜万物（包括自身）的内在价值与本性。这种“天人合一”的智慧，为应对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根本性的哲学基础，启示我们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和谐共生。

对技术理性的反思：现代技术理性追求效率与控制，往往忽视事物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导致人的异化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道家“无为而治”的智慧，则强调顺应事物的本性和自发秩序，反对强行干预与过度设计。这在管理实践、城市规划和科技伦理等领域，提醒我们警惕技术的滥用，尊重社会与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为“有温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平衡的智慧。

生命意义的安顿：在物质丰裕的时代，精神空虚与意义失落成为普遍问题。道家“贵德”思想指引人们向内寻求，通过“少私寡欲”、“返朴归真”的修养，摆脱对外在名利、物欲的无限追逐，发现并滋养内在的、本真的自我（“德”）。这种注重内在精神世界建设、追求心灵自由与安宁的生活态度，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条对抗焦虑、安顿生命的有效路径。

（二）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潜在价值

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对于反思和改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政府的角色定位：“无为”启示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市场经济领域，应尊重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当好“守夜人”角色，这与现代“有限政府”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在社会治理中，应注重培育社会自身的活力与自我调节能力，推动多元共治。

领导力的修养：道家理想中的圣人统治者，其权威并非建立在权力与权术之上，而是源于其深厚的个人德行与对“道”的把握。这提醒现代社会的领导者，应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具备谦逊、包容、清静、节俭的品格，通过“不言之教”和人格魅力来实施领导，从而实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的治理境界。

（三） 与西方思想的对话可能

“尊道贵德”的思想可以与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流派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例如，其“道法自然”的观念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对技术“座架”本质的批判有共鸣之处；其“无为”思想与哈耶克对“自发秩序”的推崇、与复杂性科学对“自组织”系统的研究，存在深刻的契合点。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道家思想本身的理解，也能为构建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提供更丰富的思想资源。

结论：“尊道贵德”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纲领，是一个层次丰富、意蕴深邃的哲学体系。它始于对宇宙本体（“道”）与万物存在依据（“德”）的形而上学探究，确立起“道”为体、“德”为用的本体论架构；继而转化为明确的价值主张与实践智慧，要求人们以“尊”的态度效法自然、无为处世，以“贵”的立场积德修身、返朴归真；最终贯通于“内圣外王”的理想蓝图，将个体生命的修养与社会政治的治理统一于“道”的原则之下。

这一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其崇尚自然、谦下不争、注重内在修养、追求精神自由的特质，已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世界，面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困境，“尊道贵德”的古老智慧非但没有过时，反而以其深刻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启示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必须心存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尊道”）；在构建繁荣社会的同时，必须致力于个体与共同体德性的培育（“贵德”）。重新发掘并创造性转化这一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个体身心安宁、社会健康治理的人类未来，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