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月儿

八十年代初的北方农村，月亮挂在黛蓝色的夜幕上，像一把精致的银梳。月儿坐在自家土坯房的门槛上，就着月光搓玉米。她叫赵月儿，名字是当小学老师的父亲取的，取自“月儿弯弯照九州”。

“月儿，别搓了，明儿个再搓。”母亲在屋里喊。

“就剩这一簸箕了，搓完就睡。”月儿应着，手里的动作却没停。

玉米粒哗啦啦地落进铁盆里，声音清脆。月儿今年十九，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胸前，眼睛亮得像此刻天上的星星。她是村里公认的好姑娘，能干，模样周正，还念完了高中。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月儿就起床了。她麻利地生火做饭，熬了一锅金灿灿的玉米粥，贴了一锅饼子。父亲赵老师已经去学校了，弟弟妹妹还在睡。她把粥煨在灶上，拎起锄头就往外走。

“吃了再下地呀！”母亲追出来。

“不饿，先把东头那块地的草锄了。”月儿头也不回地走了。

东头那块地是包产到户后分给他们家的，一共三亩七分，种着玉米和花生。月儿锄得很仔细，汗水顺着她的额角流下来，她也顾不上擦。太阳升高了，地里热起来，她才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脸。

“月儿！”地头有人喊。

月儿回头一看，是建国。建国和月儿是同学，从小一起长大。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推着辆自行车，站在那里冲她笑。

“你咋来了？”月儿走过去。

“我去公社开会，路过这儿。”建国从车把上取下一个布包，“给你捎了本书。”

月儿接过来，是一本《农村科技》，已经翻得卷了边。

“最新一期的，上面有地膜覆盖种植技术，说是能增产呢。”建国说。

月儿翻开书，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晚上老地方见。”她的脸微微红了，迅速把纸条攥在手心。

“我得走了，开会要迟到了。”建国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月儿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甜丝丝的。建国去年参军回来，如今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人长得精神，又有文化，村里不少姑娘都喜欢他。月儿和他好了大半年了，只是两家人都还不知道。

晚上，月儿借口去大队部借农具，溜出了家门。村头的打谷场上，建国已经在等她了。月光洒在谷堆上，像铺了一层银粉。

“月儿，这儿。”建国小声招呼。

月儿走过去，两人在谷堆后面坐下。

“我爹说要给我说亲。”建国突然说。

月儿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和谁？”

“他没说，但听那意思，是西村他表舅家的闺女。”建国看着月儿，“可我只要你。”

月儿低下头，心里乱糟糟的。她知道建国的父亲一心想给儿子找个城里亲戚，好将来有机会把建国弄到城里工作。而月儿家就是普通的庄户人家，帮不上什么忙。

“要不，我让我爹托媒人去你家提亲？”建国握住月儿的手。

“再等等吧，”月儿轻声说，“等我爹把欠的债还清了再说。”

月儿父亲前年生病欠了不少钱，家里日子紧巴巴的。这也是月儿迟迟不敢跟家里说自己和建国的事的原因，她怕父亲觉得高攀不起。

几天后，村里来了个照相的。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全村人都跑出来看热闹。照相的是个城里来的年轻人，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发，扛着个三脚架，说是在县文化馆工作，来给农村拍些照片。

月儿正在井边打水，那年轻人走过来。

“同志，能给你拍张照吗？”他问，“你这形象特别符合我想表现的农村新女性。”

月儿愣住了，长这么大还没照过相呢。

“我，我没钱。”月儿实话实说。

“不要钱，我是为艺术创作。”年轻人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

月儿就这样拍了她生平第一张照片。她站在井边，手里提着水桶，身后是蓝天白云和一片金黄的麦田。年轻人说照片洗出来后给她送来。

这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月儿要上画报了，有人说那城里人肯定是看上月儿了。风言风语传到了建国耳朵里，他找到月儿，闷闷不乐。

“听说有个城里人给你照相了？”

“就是碰上了，照张相怎么了？”月儿有些不高兴。

“城里人心眼多，你别被骗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月儿扭头就走。

两人不欢而散。

半个月后，那年轻人果然又来了，送来了洗好的照片。照片上的月儿笑得明媚，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些。年轻人还带来了县文化馆的招生简章，说正在招临时工，主要整理图书，管吃住，一个月还有二十块钱工资。

“我觉得你挺合适的，有兴趣可以去试试。”年轻人说。

月儿心动了。不是为那二十块钱，而是为能走出这个小小的村庄，看看外面的世界。晚上，她和父母说了这事。

“不行！”父亲斩钉截铁，“一个姑娘家去城里，像什么话！”

“就是，听说城里乱得很。”母亲也反对。

月儿没再争辩，但心里却种下了一颗种子。

第二天，建国来找月儿，两人和好了。月儿把想去县城的想法告诉了建国。

“你去吧，我支持你。”建国出乎意料地开通，“等我在村里干出点名堂，也去县城找你。”

月儿感动得差点掉泪。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村里开始有人说闲话，说月儿心野了，想往城里跑，不安分。最难听的话是说她和那个照相的年轻人有不正当关系。建国的父亲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坚决反对儿子和月儿来往。

“你要是敢和赵月儿好，就别认我这个爹！”建国父亲拍着桌子吼道。

月儿父亲也勃然大怒，把月儿关在家里，不许她再和建国见面。

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月儿偷偷撬开窗户，溜了出去。建国在打谷场等她，两人相见，抱头痛哭。

“我们跑吧，去县城。”建国突然说。

“啥？”月儿惊呆了。

“我有个表哥在县城农机厂，说正在招临时工。我们去那儿，自由恋爱，谁也管不着。”

月儿心跳得厉害。私奔，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天大的丑事，会让两家人都抬不起头来。可是不这样，他们又能怎么办？

那天晚上，月亮又是弯弯的，像一艘小船，在云层中时隐时现。月儿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留了张字条，就和建国在村头汇合了。他们步行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才搭上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

县城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建国表哥帮他们在城郊租了一间小土房，月儿去了文化馆做临时工，建国在农机厂当学徒工。日子艰苦，但两人相濡以沫，倒也甜蜜。

一个月后，建国父亲找上门来。老人瘦了一圈，眼睛里布满血丝。

“回家吧，你娘病倒了。”他对建国说，看都没看月儿一眼。

建国犹豫了。月儿看出他的为难，轻声说：“回去吧，看看你娘。”

“那你呢？”

“我......我留下。”

月儿知道，即使回去，村里人的唾沫星子也能把她淹死。倒不如留在县城，好歹有份工作。

建国最终还是回去了。临走时，他承诺一定回来接月儿。月儿站在租住的小屋前，看着建国的背影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文化馆的工作并不轻松，月儿负责整理图书，打扫卫生，还要帮着布置展览。但她很珍惜这个机会，工作之余就看书学习，渐渐地对摄影产生了兴趣。那个给她照相的年轻人叫李文明，是馆里的摄影干事，看她有兴趣，就教她一些摄影基础知识。

“你有天赋，”李文明翻看月儿拍的照片说，“特别是拍农村题材，很有生活气息。”

月儿拍的是一组反映农村日常生活的照片：晨曦中扛着锄头下地的农民，黄昏时分袅袅升起的炊烟，场院里嬉戏的孩童，月光下编织草帽的老人......她把这些照片命名为《故乡》。

秋天来了，月儿收到建国的信。信上说，他母亲身体好转了，但他父亲以死相逼，不准他再来县城找月儿。信的最后，他说对不起。

月儿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整天。第二天，她红肿着眼睛去上班，什么都没说，只是更加拼命地工作。

李文明看出了她的变化，但什么也没问，只是借给她更多书，教她更多摄影技巧。月儿的摄影技术进步很快，有一张照片还在省里的摄影比赛中得了优秀奖。

腊月里，月儿接到家里捎来的信，说她父亲病重，要她赶紧回去。月儿请了假，匆匆赶回那个她离开了大半年的村庄。

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父亲躺在床上，咳嗽得很厉害。见到月儿，他没有责怪，只是叹了口气：“回来就好。”

母亲老了许多，拉着月儿的手直掉眼泪。弟弟妹妹围着她，怯生生地不敢靠近。

晚上，月儿去井边打水，碰见了建国。他瘦了，眼神躲闪。

“你......还好吗？”建国问。

“还好。”月儿平静地说，“听说你定亲了？”

建国低下头，默认了。对方是西村他表舅家的闺女，婚期定在明年春天。

月儿没再说什么，提着水桶走了。心里不是不痛，但她知道，这就是生活。农村有农村的规矩，不是一句“自由恋爱”就能打破的。

父亲的身体渐渐好转。月儿准备回县城了。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月亮又是弯弯的，和她离开那晚一模一样。她独自走到打谷场上，那里堆着新收的稻谷，空气中弥漫着稻草的香味。

“月儿。”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她。

是建国。他站在月光下，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

“这个......给你。”他把布包递给月儿。

月儿打开，是一本《农村科技》，已经翻得很旧了。书里夹着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建国写的那张纸条，还有后来他写给她的几封信。

“对不起......”建国声音哽咽。

“别说对不起，”月儿轻轻说，“我们都选择了自己的路。”

她把布包还给他：“这些你留着吧，我已经不需要了。”

回到县城后，月儿更加专注于摄影。她的作品陆续在省里的报刊上发表，有了一定名气。一年后，她被破格转为正式工，成为县文化馆第一个从农村来的女摄影干事。

又是一个月儿弯弯的夜晚，月儿在暗房里冲洗照片。红色的安全灯下，一张张影像在显影液中慢慢浮现：那是她最近回村拍的一组照片，记录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变化——第一家个体经营的小卖部，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电视机，还有那些在月光下憧憬着未来的年轻人。

窗外，月亮悄悄爬上了中天，依旧弯弯的，像一道浅浅的微笑，又像一道未完成的梦。暗房的红色灯光下，最后一张照片在显影液中浮现：田野的弯月下，一个扎辫子的姑娘站在田埂上，衣角被晚风轻轻吹起，目光望向远处公路消失的方向。月儿用竹夹轻轻夹起照片，水滴顺着边缘滑落，像那个私奔夜晚她没擦干的眼泪。她想起离村那天清晨，建国推着自行车在晨雾里等她，车铃上挂着一颗露水，晃啊晃的，终于在她坐上车后座时碎在手背上。如今自行车早该生锈了，就像文化馆档案柜里那本《农村科技》，书页间夹着的纸条字迹淡成了黄晕。

外面传来拖拉机进城的轰响。月儿把新拍的《故乡》系列一张张钉上展板——戴蛤蟆镜的年轻人在供销社门口换磁带，穿的确良衬衫的姑娘们笑着跨上凤凰牌自行车，而背景里永远有月光，弯弯地钩着老槐树的枝桠。

她最终没有剪去长辫。当文化馆的玻璃橱窗映出她夹着照片的身影时，那条乌油油的辫子仍在腰际轻晃，仿佛刚刚卸下担着的水桶，还沾着井台边的青苔气。

展览开幕那天，有个西村来的姑娘怯生生问她：“姐，拍这些能换城市户口吗？”月儿指向展板角落那张月光下的打谷场：“你看，堆谷堆的麻袋还是我爹编的那种花纹。”姑娘怔了怔，忽然红了眼眶。   

暮色四合时，月儿独自走过县城新修的水泥桥。桥墩下野草蔓生，掩着半块磨盘大的青石——去年洪水退后，老一辈人说这是龙王爷送来的镇河石。她却认得那是村口井台缺失的井栏，石上凹痕还保持着世代吊绳磨出的曲线。远处飘来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音像店老板调试新到的唱片机，咿咿呀呀的旋律裹着晚炊的煤烟味。月儿驻足片刻，从帆布包掏出相机。取景框里，初升的月牙恰好卡在青石凹痕中央，像一枚遗落人间的银梳，正梳理着流云与归鸟的翅影。 她按下快门时，听见风里传来玉米粒落进铁盆的哗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