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晨志，2001年8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一岁多时，被确诊为痉挛型脑瘫，肢体二级残疾。医生曾委婉地告诉父母：“孩子可能无法正常行走、书写，甚至难以完成义务教育。”那一刻，命运仿佛在我面前画下了一道看不见却沉重无比的边界线。然而，十七年后的今天，当我坐在韩国东国大学WISE校区明亮的研究生自习室里，窗外是韩国初冬微寒的晨光，心中却涌动着一种平静而坚定的力量——那条边界线，早已被我用脚步、笔尖和信念一步步踏平。

一、小学六年：在沉默中学会坚持

我的正式教育始于2008年8月，进入梁垛镇小学。入学第一天，我就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不同：别人轻松握笔写字，我却要全身绷紧才能控制手指；别人奔跑嬉戏，我走路仍需小心翼翼以防摔倒。课堂上，我常常因语言表达迟缓而被误解为“反应慢”；课后，作业本上的字迹歪斜如爬行的蚂蚁，常引来同学好奇甚至嘲笑的目光。

但我没有退缩。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在饭桌前坐到深夜，一遍遍练习写字。母亲心疼，劝我早点休息，我说：“明天还要交作业。”父亲默默把台灯调亮，陪我到凌晨。六年时间，我写了无数本练习册，磨破了十几支铅笔，手指因肌张力过高反复痉挛，却从未放弃。到2014年6月小学毕业时，我的书写速度虽仍不及常人，但已能独立完成所有作业——这看似微小的进步，却是我用无数个寂静夜晚换来的尊严。

二、初中三年：在挫败中寻找方向

2014年8月，我升入梁垛镇中学。学业难度陡增，课程节奏加快，而我的身体限制并未随年龄增长而减轻。物理实验课上，我因手抖无法准确操作仪器；体育课上，我只能坐在场边看别人奔跑。最煎熬的是中考前的模拟考试——成绩一次次低于普高线，老师委婉建议我“考虑职校或特教路径”。

那段时间，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难道我真的只能止步于此？但内心有个声音始终不肯熄灭：“如果连试都不试，就认命，那才是真正的失败。”2017年6月初中毕业时，尽管中考成绩未达普通高中录取线，但我已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我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哪怕它少有人行。

三、中专三年：在适配中重拾自信

2017年9月，我进入盐城市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主修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Photoshop、Illustrator、3D建模软件，甚至尝试用嘴咬住触控笔完成精细绘图。三年间，我不仅掌握了专业技能，还考取了全国计算机一级资格证书。更重要的是，我想“被看见”——不是作为“那个残疾孩子”，而是作为“有潜力的设计学习者”。2020年7月毕业时，我带着作品集站在校园毕业设计上。

四、大专三年：在跨界中拓展边界

2021年9月，我考入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攻读电子商务专业。这一次，我主动跳出舒适区，选择了一个与此前完全不同的领域。为什么？因为我想证明：残疾不是能力的边界，而是重新定义可能性的起点。

电子商务涉及数据分析、网络营销、跨境电商、客户服务等多个维度。起初，我对Excel函数一窍不通，对直播话术感到陌生。但我用思维导图梳理知识框架。我还加入参与运营助农电商项目，第一次体验到“用知识创造价值”的喜悦。

2024年6月，我以专业前10%的成绩毕业。那一刻，我明白：教育的意义，不仅是获取文凭，更是不断打破自我设限的过程。

五、本科与硕士：在世界中确认自我

2024年9月，我踏上韩国清州大学的校园，攻读经济通商专业。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身体不便——三重挑战几乎让我在第一个月崩溃。但我记得班杜拉（Bandura, 2006）所说的“自我效能感”：人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往往比能力本身更能决定成败。

我每天提前一小时到教室预习韩语术语，课后找教授逐句请教；利用周末参加语言交换活动；甚至通过打高尔夫来锻炼手眼协调——这项运动不仅改善了我的身体控制力，也让我结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2025年8月，我顺利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同年8月底，我进入韩国东国大学WISE校区，攻读全球创新经营（Global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硕士学位。这里汇聚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学子，讨论人工智能、可持续商业、社会企业等前沿议题。我虽说话仍慢，但观点常被同学认真倾听；我虽行动不便，却在小组项目中担任组长负责人。在这里，没人先看我的身体，而是先听我的思想。

六、从个体经验到公共价值

回望这跨越十七年的教育轨迹——从小学到硕士，从苏北乡村到韩国——它既是对现有教育体系弹性的检验，也充分体现了个体能动性（agency）的核心作用（Bandura, 2006）。我深知，自己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家庭无条件的支持、教师个性化的引导、国家融合教育政策的推进，以及社会对残障群体日益增长的理解与接纳。

正因如此，我不愿仅将这段经历视为个人励志故事。我希望通过系统梳理这一独特的成长路径，将其转化为具有学术价值与政策参考意义的公共资源。例如：

如何在普通学校中嵌入更灵活的评估机制？

特殊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如何建立有效衔接通道？

跨国求学对残障学生而言，需要哪些制度性支持？

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里。

结语：教育，是我唯一的翅膀

有人问我：“你为何如此执着于读书？”

我说：因为教育，是我唯一能牢牢握在手中的翅膀。它让我从梁垛镇的田埂飞向韩国的讲堂，从“被定义”的残疾者成长为“自我定义”的学习者、思考者、创造者。

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普通青年用十七年时间，在纸页、屏幕、签证、成绩单、诗行与深夜的灯光中，一笔一划写下的真实人生。

我希望回到中国，投身融合教育研究与实践，在关于残疾与教育的学术话语中，专家视角和研究者的"他者"立场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研究范式虽然能够提供宏观的政策视角和理论框架，但可能无形中使特殊需要学生的真实体验和内心世界被边缘化。正如 disability studies 领域学者所批评的，传统研究往往将残疾人客体化，忽视了其主体性和能动性（Shakespeare, 2006）。

所以我想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相信：

起点无法选择，但人生可以重塑；身体或许受限，但思想永远自由。